距离2020年9月，我国提出争取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已经过去了近3年，“双碳”目标的行动路径更加清晰。

2023年7月举行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要处理好“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是，我国承诺的“双碳”目标确定不移，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由我们自己作主，不受他人左右。

“双碳”目标下，我国的能源转型步伐加速。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3.22亿千瓦，同比增长18.2%，历史性超过煤电，约占我国总装机的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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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在建核电装机规模均属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保有量达1310万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行驶在中国。

黄润秋说，正是由于我国风能、光伏等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应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成本。2021年，全球太阳能光伏装机成本较2010年下降约82%，风电装机成本下降了35%-40%，这不仅推动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也为全球的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双碳”战略引领的系统性变革正在显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指导方针，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曲久辉看来，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从单纯的污染控制，到减污降碳协同，对学者来说，研究路径已然发生重要变化。

曲久辉以流域的治理为例子进行解析，他说，未来可能需要建立流域生态足迹与碳足迹耦合的系统评估方法。流域尺度上，温室气体的排放、碳足迹以及全生命周期变化与不同方式和规模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影响因素极其复杂。自然层面上，考虑温室气体对流域生态足迹的影响，需要对生态足迹核算方法进行完善，且二者统一起来建立协同评估方法和调控机制。

“把近零排放和近零污染同时当作环境目标时，环境科学技术的理念、原理、路径和底层逻辑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和重构。”曲久辉说。

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我国用了10年时间通过信息公开、数字科技等手段严格执法，有效治理了空气和水质的污染，很多经验值得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汲取。

马军提到，未来可能需要构建“双碳”数据的基础设施，这样才能助力多方知情参与，开展数据驱动的有效评价，建立责任和激励机制。

在开展供应链气候行动评价时，马军发现，一些企业不仅缺乏相关意识和能力，成本也成为行动障碍。他认为，因此需要推进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开发中国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平台，希望能形成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库，形成产品碳足迹的披露和检索平台。

马军说，大量的企业其实做了核算，但没有披露，公众不知道，甚至投资者都很难获取这些信息，“我们把它收集到一起，像拼图一样，能够看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有利于便捷地开展碳足迹核算和碳数据获取工作。”

“像大规模监测和发布PM2.5、臭氧这些污染物数据一样，我们也需要让社会认知这些‘双碳’数据，将‘双碳’指标放在全国一盘棋上看。”马军透露，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等相关部门正在推进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目前碳市场披露已达40亿吨。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在制度安排上，应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机会，引导企业真正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的大局里。

在李俊峰看来，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企业的一面镜子。每个产品，每项服务，都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和领先力。ESG并非是给企业增加了负担，而是企业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机遇。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秦虎则认为，203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衔接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时间段。

围绕这个节点，秦虎建议，尽快建立协同气候与自然治理的美丽中国的指标体系。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环境质量与健康、生态保护修复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结合现代技术，搭建多领域的数据监测和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指标的动态监测，提高数据透明度。